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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惑”和“知天命”之間:一代人的文學命名
來源:澎湃新聞 | 羅昕  2020年12月07日08:15

“70後”作家也到了“不惑”和“知天命”之間。

12月5日,以“一代人的精神圖譜和文學經典化”為主題的2020年花城文學論壇在浙江德清舉行。在場作家裏最年長的是生於1966年的艾偉,最年輕的是生於1983年的孫頻,中間的弋舟、路內、張楚、付秀瑩、阿乙、石一楓都是“70後”。

“我不認為這個論壇是一個‘70後’作家的論壇。”在評論家、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平看來,上以艾偉、李洱、東西等作家為界,下以孫頻、雙雪濤、笛安等作家為線,這兩頭及中間的作家構成了一個“文學代際”:這一代際的作家或在1990年代出場,或在1990年代成名,和那些以1980年代文學黃金時代為起點的作家羣有着明顯的不同。

論壇現場。本文圖片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

為什麼潛意識裏能接受代際劃分?

弋舟一開始不大喜歡“70後作家”這樣的稱呼,後來也漸漸接受了。他説:“要直視中國的特殊性吧。至少我們這代作家相對完整地經歷了改革開放四十年。這一代人放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,都是很獨特的。”

“我們仍然可以理解並在潛意識裏接受代際劃分這種説法。”張楚稱,因為在這個經濟、科學、文化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年代都快速發展的時代,十年或許最能體現出一個時代橫切面的紋理和特性,這在中國作家的身上可能更為明顯。

比如“50後”作家經歷了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最艱難也最變化多端的年代,人們往往能在他們身上窺探出他們對歷史的反思和考量。而“60後”作家在文本上有着更明確的追求,如蘇童、格非、呂新、李洱等小説家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現實,運用復調、多聲部、開放式的敍事策略,拓展小説發展的可能性。

從繼承關係上來講,張楚認為“70後”作家或許可以被稱為“50後”“60後”作家的遺腹子。“當‘50後’‘60後’作家開始在市場遇冷從而轉向時,‘70後’作家剛剛開始寫作。他們在寫作初期基本上都受到過先鋒文學的影響,比如今天在座的弋舟、阿乙、路內和我。另外,我們這代作家似乎對歷史和宏大敍事普遍缺乏熱忱和好奇,更為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我們對鄉土敍事和城鎮敍事的偏愛,似乎與我們的時代也存在着微妙的內在邏輯。而‘80後’作家的作品中,已經很少看到鄉土和城鎮。他們對城市文學有着一種本能的親近。”

需要對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重新命名

孫頻是在場唯一的“80後”作家,她並不覺得自己和這羣“70後”作家就是兩波人:“因為我們能聊到一塊去。”

她提到,在市場經濟發展中,“80後”作家來自不同的家庭,個體差異也很大,這導致他們的寫作更多元也更個性化,共同經驗相對少了些。“而且,當我們開始寫作的時候,社會環境已經變了,作家的光環很小了,我們的寫作變成了非常個人化的行為。”

何平説,進入1990年代以後,中國乃至世界都遭逢空前變局:全球化、下崗潮、階層流動、空間摺疊、媒介革命、WTO、汶川地震……“在一定意義上,‘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’。類似於1980年代的文學整體性革命和思潮性推進在1990年代是乏力的,文學和寫作者都不再是時代的中心,也不再有力地參與時代建構。表面上1990年代以來並不缺少期刊策劃和文學命名,但往往是有話題卻推舉不出共識經典。1980年代想象的文學共同體讓位於文學邊界和空間的不斷漂移和改寫。尤其是隨着資本入場和網絡技術迭代更新,不同的文學空間更加自我部落化且以鄰為壑。”

“當然,從艾偉到孫頻,這一文學代際的作家和1980年代作家之間也不是簡單的斷裂或者PASS關係:他們中間有的是1980年代文學的剩餘物,有的是1980年代現實主義深化和先鋒文學本土轉換的繼承者,但他們又是不同代的作家。”何平強調,他們必須成為今天文學的中堅力量。他們如何被命名?他們和時代是什麼樣的關係?他們給漢語文學帶來哪些新的審美可能性?他們的經典有哪些?這些應該成為文學研究界關切的話題。

艾偉補充道,1980年代的文學是被及時命名的,歷史的方向是清晰的,內在的文學邏輯是啓蒙。但1990年代的文學一直以來只有一個命名——文學的碎片化。

“李洱和我談起過這個問題,認為文學界需要對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進行重新命名、闡釋和評價。即使到新世紀,文學的內在邏輯依舊是1990年代以來的邏輯,沒有改變。”

浙江省作協主席、作家艾偉

如何判斷“我們是一代人”?

其實,以出生年代為標準劃分作家——“60後”“70後”“80後”……這話題已經談了好多年了。亦有人認為作家根本不需要代際劃分,只有“好作家”與“不好的作家”,或者“活着的作家”與“去世的作家”。

“但我個人認為,中國還是存在代際的問題。”艾偉説,“一方面,因為中國變化太過迅捷,每一代人的生命經驗各不相同,由此產生代際。另外一方面,我們根本的歷史意志沒有改變,我們依舊還是同一代人。”

在他看來,“60後”作家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,他們有一個完整的中國經驗。“我們經歷了兩個時代,一個我叫它‘革命的年代’,一個我叫它‘經濟的年代’。這兩個年代表面上看來是截然相反的:一個是禁慾的,一個是縱慾的;一個嚴肅的,一個戲謔的;一個有所謂的‘信仰’,一個則精神世界完全破敗。這兩個年代看上去如此不同,但它們背後的邏輯其實是一模一樣的,都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產物,只是互為倒影而已。所以從更大的歷史去看,‘60後’‘70後’或‘80後’也好,我們在同一歷史意志之中,是同一代人。”

在石一楓看來,比起出生年份,用歷史大事件來劃分代際或許更為有效:改革開放前後可以説是兩個代際,南巡講話前後可以説是兩個代際,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也可以是兩個代際,甚至於對整個世界而言,新冠肺炎發生前後都是兩個代際。

而路內認為,作家認為的一代人和普羅大眾認為的一代人其實是有偏差的,這裏有地域政治、精英分子視角等種種因素。技術也同樣影響了代際感受,比如出生於1973年的他和一批“80後”作家幾乎同時開始使用電腦和互聯網,因此也有共同語言。

此外,他能從一些搖滾歌手和電視編劇身上清晰地辨識出“我們是一代人”,這份感覺在一些同齡寫作者那裏反而是沒有的。“所以在泛文化層面上,我們前面説到的同一代人就已經有了‘我者’和‘他者’。”

對作家而言,“經典化”為什麼是一個偽命題?

談及“文學經典化”,在場許多作家都認為它對寫作者而言是一個虛無的概念。路內直言“文學經典化”在今天極其難談:“什麼是文學經典化的標準?是獲得了文學獎,還是年銷一百萬冊,還是成為‘作家中的作家’?這三個標準沒法被一起討論,它們完全不在一個維度上。如果要有界定,也應該是由評論家來做。”

阿乙也説,寫作者往往不確定自己的作品會駛向何方。一部作品從誕生到發表,其實是由文學雜誌、評論家、出版社完成它最後的塑形。有的寫作者年輕有為,一開始有一二佳作,但缺了有耐心的編輯和評論家的持續關注,不久後也“銷聲匿跡”。

“我相信每一代都會出現經典作品與作家。但我想,能不能成為經典,這不只是人力的問題,還有天命。你能達到哪一步,這是天命。”孫頻説。

付秀瑩認為,從某種意義上來説,經典化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化的概念,而且也是一個當代化的過程,需要當代讀者積極參與和認真實踐。“我們的讀者包括評論界對當代作品的不斷篩選、淘洗和逐漸確認,就是一個披沙揀金的過程,是當代文學經典化過程的一部分。任何一個普通的無名的讀者,都擁有為我們的作品指認和命名的權利。”

石一楓還提到一個問題——我們説的經典化究竟是文學意義上的經典,還是社會或者政治層面的經典?比如《傷痕》《班主任》是政治學上的經典,《平凡的世界》是社會學上的經典。不只中國,整個世界文學環境中也存在這個問題,《第二十二條軍規》《戰爭與和平》等作品其實是政治學上的經典。

“我覺得我們自己也得看清楚,假如真想去寫一個經典作品,到底是寫文學意義上的經典,還是政治或者社會學上的經典?當然我感覺作家最好還是別想經典的事。作家一想經典,我就覺得特別可笑。”

大家還提到,在2020年邁入“不惑”之年階段的《花城》雜誌,以期刊為載體,實際上也是一部在場的文學史。它身處文學的現場和時代的現場,承載着作者、讀者、編者的共同記憶,參與且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繁榮與發展。本次活動由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、花城出版社、湖州市作家協會主辦,《花城》雜誌與德清縣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承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