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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力致鍾敬文書信考釋
來源:中國社科報 | 姜慶剛  2020年12月31日08:21

王力致鍾敬文書信

2019年5月,廣東崇正春季拍賣會推出鍾敬文、王世襄先生舊藏,名曰“鐘王氣象”,包括信札、稿件、書籍等,這些藏品涉及人物、事件眾多,對於瞭解現代學術史、文化藝術史等有重要參考價值。只可惜此次拍賣圖錄對於藏品的介紹較為簡單,大多隻有圖片及作者介紹,缺少相關説明,故很多讀者或參觀者難以深入瞭解某些藏品的文化價值。在鍾敬文的藏品中,有語言學家王力的一封書信,雖然內容不長,但是對於瞭解兩位先生的交往及當時的學術界逸事均有不小的幫助。

鍾敬文(1903—2002),民俗學家、作家,廣東海豐人,又名靜聞等。早年參加民俗學社會調查活動,曾任職於中山大學、浙江大學,後留學日本,回國後任教於中山大學,1949年之後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,直至去世,曾任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等職。

展出書信內容如下。

敬文兄:

承你借閲《中國文學報》第九期,非常感謝!我不懂日文,最近請一位同志翻譯了,我看了後,覺得寫我的《漢語詩律學》書評的兩位學者小川環樹、入矢義高的水平很高。特別是小川環樹,他是《中國文學報》的編輯,是不是京都大學的一位教授?你知道他嗎?認識他嗎?他對拙著《漢語詩律學》的優點和不足之處,評論都很中肯,他提出的許多參考書,有些是我沒有見過的,特別是日文方面的參考書。現在我將譯文寄給上海教育出版社,請其將此書評編入《漢語詩律學》作為附錄,因為這篇書評對漢語詩律的研究很有幫助,不知編輯部能同意否。《中國文學報》隨信掛號奉還,並志謝忱,此致時祉。

王力

1978.11.12

此信附有信封,留有王力先生地址:北京大學燕南園六十號。寫信者王力(1900—1986),著名語言學家,廣西博白人,字了一。曾就讀於上海南方大學、國民大學,後入清華國學研究院,畢業後留學法國巴黎大學,獲博士學位,回國後曾任教於清華大學、西南聯大、廣西大學、嶺南大學、中山大學,1954年之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,直至去世,在漢語語法學、音韻學、詞彙學、漢語史、語言學史等方面均有重要貢獻。

此信寫於1978年,主要談及《漢語詩律學》再版問題,此書是王力先生重要著作。1944年,王力在完成《中國現代語法》《中國語法理論》《中國語法綱要》之後,即開始研究詩歌韻律問題。從1945年至1947年,他歷時兩年寫成《漢語詩律學》,全書70餘萬字,共分五章,從用韻、平仄、對仗等方面對中國詩、詞、曲體裁進行系統敍述、分析,糾正了一些觀點,指出容易被忽略的格律問題以及曲的聲調特點等,是從語言學角度研究文體特點的開創性著作。因戰亂等原因,《漢語詩律學》在1958年由(上海)新知識出版社出版,196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新一版,不過此版刪去原書第五章“白話詩和歐化詩”部分,1979年11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版,恢復了原書全貌,並增加部分註釋。此後,此書不斷再版,後收錄於中華書局的《王力全集》,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從此信內容來看,1978年,鍾敬文在得知王力準備再版《漢語詩律學》之後,向其寄送《中國文學報》第9期。《中國文學報》創刊於1954年,由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主編。王力的《漢語詩律學》在1958年出版後,就引起日本漢學家小川環樹、入矢義高的關注,當年即在《中國文學報》發表書評。由於多種原因,直到1978年,王力才通過鍾敬文的推薦看到這篇書評,他對文中的觀點表示支持,認為很有價值,並建議上海教育出版社把此文收入《漢語詩律學》修訂版。不過,從1978年2月王力寫好《漢語詩律學》的《重版序言》可推斷,可能當時上海教育出版社已經開始排版工作,故這一建議未實現,未加入這篇書評。

王力早年在國內求學,後留學法國,與日本漢學界接觸不多。在給鍾敬文的信中,他表示自己不懂日文,並專門請人將日文書評翻譯為中文,説明他對日本漢學界的意見十分重視。而鍾敬文在1934年至1936年曾留學日本,就讀於早稻田大學,師從西村真次學習神話學,並結識實藤惠秀、增田涉等,與日本漢學界有較為深入的交往。據此來看,《中國文學報》第9期,很可能是日本友人郵寄給鍾敬文的。而信中提到的小川環樹、入矢義高均為日本漢學家,是京都學派代表人物。小川環樹(1910—1993),畢業於京都大學,20世紀30年代曾來中國留學,就讀於北京大學等高校,後任京都大學教授,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。入矢義高(1910—1976),畢業於京都大學,曾任教於名古屋大學、京都大學。

由於相關資料缺乏,我們暫時無法獲知鍾敬文給王力回信的情況。不過,1981年10月,王力赴日本講學期間與小川環樹在京都會見,鍾先生很可能向王力透露了小川環樹的聯繫方式,從而成就了中日學術界這一段佳話。而王力先生在治學中虛懷若谷的態度,值得我們後輩敬仰和學習。

在王力給鍾敬文先生寫這封回信的時候,改革開放的序幕正在拉開,以王力、鍾敬文等為代表的老一代知識分子雖然步入暮年,但是他們懷着只爭朝夕的心情從事研究工作,他們積極參加各類活動、修訂自己的作品,在恢復高考和研究生教育之後培養了眾多弟子,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繁榮作出重要貢獻。而今,中國學術界對外交流日益頻繁,同時,在科技與信息技術的推動下,研究者可以較為便捷地瞭解到各類學術信息以及海外的學術動態,從這一點來説,我們比前輩學人有着很大的優勢。新時代的研究者更應該繼承王力、鍾敬文等學術前輩的治學態度,為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而不懈努力。

(作者單位: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)